(横断山域里的杜鹃花海)
于是,杜鹃花的分布出现了这样不平衡的局面,就是在我国东部地区杜鹃的种类少,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也就是横断山区种类多。
杜鹃花专家耿玉英让我们看了一张中国各省的杜鹃分布图,在这张图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杜鹃在我国分布的不平衡状态:云南最多,有245种,西藏180种,四川181种,分布在这三个地区的种类大约有420种,占我国种类的75%,其次是广西,有60余种,贵州大约60种。而在东部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地区,杜鹃物种则很少,比如像北京和山西仅有两种杜鹃花,而且这两种仅分布在中、高海拔的山区;而像陕西和河南这样我国古都的所在地,也只是杜鹃分布的小省;江浙一带古时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重心所在,但都不是杜鹃花最喜欢生长的地方,这里的杜鹃以映山红等为主,物种相对单调,无法与西南横断山区丰富多彩的杜鹃物种相比。
杜鹃花的这种分布格局,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中国虽然是杜鹃花的分布中心,是杜鹃花的王国,但是杜鹃花的分布重心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和经济重心并不重合,尤其是与中国的几个著名古都相距甚远,而首都人对花的欣赏风气必然影响全国,也必然形成主流文化中对花的欣赏的总体格调。因此在中国人的花文化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人的传统名花中,没有杜鹃花,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对杜鹃花的喜爱远远比不上对兰花、牡丹、菊花、梅花、荷花的推崇。
虽然我们在古代诗词典籍中,也能找到一些关于杜鹃花的诗句和文字,尤其是诗人白居易对杜鹃花很是赏识,曾有诗句“回看桃李都无色,映得芙蓉不是花”赞杜鹃。但也有诗人道出了唐代人不赏杜鹃花的现象,如唐代诗人施肩吾有诗曰:“杜鹃花时夭艳然,所恨帝城人不识。”
我手头有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唐诗植物图鉴》。书中写了唐诗中出现的54种植物,尤其是以花为多,但是遗憾的是竟没有杜鹃。看来杜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没有进入主流行列。
这和西方人对杜鹃花的狂热喜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西方人在这里指的是西欧人,包括移民美洲的西欧人。实际上杜鹃花在欧洲和美洲分布得并不多,如全世界900多种杜鹃中,欧洲仅有9种,北美有24种。西方人对杜鹃的认识和喜爱,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中国采集和引进了大量的杜鹃新种,是中国的杜鹃引起了西方植物界和园艺界的轰动,并进而带来西方园艺界的一场“杜鹃花革命”。有人说在欧洲任何一个植物园,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杜鹃,就很难成为名园,也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
(友多山野考察队在横断山域考察杜鹃花)
欧洲人早在100多年前,就进入中国西南地区采集野生杜鹃花了。大家都知道西方的所谓探险家斯坦因、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一批人在100多年前,就进入我国的西北地区进行所谓的考古和探险,而这些西方探险家的所作所为遭到了中国人的抨击,但是一般人们很少注意到与此同时,另一批西方人则进入了中国的西南地区,也就是横断山区进行植物采集。其实这股采集植物物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收集植物基因资源)的浪潮比西北地区的考古探险还要势头大、时间长,影响深远。但是我们现在很难评价这些植物采集者的行为,这些杜鹃花物种采集者的命运比斯坦因等幸运得多,他们至今仍受到中国人的尊重,比如在中国西南横断山区进行过大量植物采集的美国人洛克、英国人威尔逊,直至今天,中国的媒体界还在提“重走洛克之路”和“重走威尔逊之路”。为什么斯坦因等西方考古探险家与西方植物采集家在中国的评价完全不同,这可能与中国人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解有关。中国人认为像洛克、威尔逊等植物采集家是自然科学家,是为科学和全人类的目的工作的,而斯坦因等考古探险者是人文学者,是服务于自己国家和本民族利益的,因此到中国来进行考古发掘,把中国的文物运回西方,是不能接受的行径。但是到中国采集像杜鹃这样的植物,发现新物种,进而拿回西方去栽培,这是为了植物学的进步,为了科学的发展,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看来,这两种行为区别不大,实质相同。今天我们看到斯坦因等从敦煌莫高窟盗走的文物放在西方的博物馆中展览,并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诞生了一门敦煌学,而洛克、威尔逊等从中国横断山采集的杜鹃花不仅装点着西方的各个有名的植物园,而且由中国的杜鹃花杂交培育出许多极有商业价值的花卉,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杜鹃花的产业,这些产品又卖到中国,现在中国花卉市场畅销的进口“比利时杜鹃”,就是由从中国采集的“云锦杜鹃”杂交而成的。由此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西方人到中国西南地区的植物采集比他们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古探险,值得肯定和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