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建先生访谈录

友多

（是他们，让横断山域更美！ 系列）

撰文：魏毅   编辑：周小林



【按语】：2008北京藏学讨论会期间，笔者有幸拜见了康藏史研究专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任新建先生。在日程紧凑的会议期间，笔者以难得的机缘对任先生进行了采访，任先生不吝指教、娓娓而谈，用他的话说，这不是一次采访，而是“摆龙门阵”。

以下是当天的谈话实录，为了更准确的贴近原意，除了对少数必要的地方作了删减和调序，基本保持录音原样。

　　笔者：我四川话说得不好，我还是讲普通话，您说四川话吧。
　　任新建：可以哇？喊我说普通话还很恼火。今天上午我用普通话发言，后来杨开煌问“胡（霍尔）？什么胡啊？”解释半天才弄清楚。2000年我去台湾开藏学会，让我第一个发言，我就说：四川人有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开口讲普通话”，后来干脆就讲四川话了，他们也听得懂。

　　笔者：上午您讲的题目是《木雅热冈——“藏彝走廊”的轴心》，大家都很感兴趣，讨论也很热烈。我们知道，“木雅热冈”是藏族传统地理概念“多康六冈”中的一冈，您以地理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论述当地的族群、文化等等，这在一般的藏学研究中并不多见；而在您其它的一些作品中，您也经常把地理因素看作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能就此谈一谈您的想法吗？
　　任新建：这个问题现在确实很少有人关注，在较为传统的藏学中，很多人不太注意地理部分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历史的、语文的、宗教的，现在又加上经济、藏医药等等，但是对于藏学研究的深入而言，当前的地理研究还远远不够。地理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形成往往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我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但是地理的作用的确非常重要，尤其在藏族文化的形成背景上，地理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若是忽略了地理因素，许多问题恐怕很难找到准确的答案。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做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这方面我有几点看法：
　　首先，藏族文化之所以特别，与它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内地的其他民族到这里生活普遍比较困难。（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南曾经有大量的移民到青海垦荒，都是些团员、青年积极分子；国家提供种子，让他们三年不交粮食，后来都失败了。一方面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但更多的还是地理因素，他们把内地的耕作经验带到藏区，根本就行不通，也生存不下来；而藏族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生活中适应了这一地理环境。
　　再举一个例子，虽然藏传佛教在藏区早已深入人心，可以说是全民信仰，但是苯教的影响依然很深厚，老百姓心目中仍普遍存在苯教的“万物有灵”“自然崇拜”思想，而且根深蒂固。我认为藏族宗教具有二元结构：在僧侣层面，他们信奉的是大乘佛教的教义教旨；而普通老百姓中，许多人的宗教信仰则是二元性的，既信佛教，也信苯教。我发现在康区有不少人，表面上信仰的是佛教，而在内心上保存的还是苯教的信仰习惯和思想观念，例如在嘉绒藏族地区就曾有“入寺信黄教，在家信苯教”的谚语。苯教信仰之所以那样深入人心，也是受藏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高原气候变幻无常，雪灾、地震、冰雹，泥石流，各种灾害频繁发生，导致老百姓对自然非常敬畏，所以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思想，媚神以求保佑平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藏区有那么多神山、圣湖，玛尼堆，那么多老百姓信神鬼、举行那么多祈禳仪式。
　　其次，青藏高原并不是一个笼统单一的地理空间，高原的边缘与中心差别很大，特别是东部藏区，流经横断山系的六条大江，都是由北而南流向的，这是青藏高原隆起时地壳变化挤压的后果。六条大江又有许多东西向的支流，水网纵横，把高原切割成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形成与西藏中部或藏北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
　　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两个后果：
　　第一，形成了所谓的“民族走廊”。成为古代民族迁徙的一条条重要通道。历史上西北的氐羌系民族向南迁徙，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些低矮的河谷，这是一个天然的通道。例如忽必烈三路大军征大理，东路和中路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走廊”通过的。还有学者认为，西夏亡国以后，一部分遗民也是通过这条走廊进入木雅热冈地区。因为有这个“走廊”作用，从而使这里成为了民族交流融汇的重要地区。
　　第二，横断山系纵横切割的河流形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正如当地人形容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隔河能够呼叫，握手起码半月”。它们为古代行进其间的民族提供了停留或安全居住的空间。留居于这里的族群，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得以将他们固有的一些文化传统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这就是为什么在横断山区，（即所谓的 “四水六冈”地区），民族文化形态特别丰富多彩， “地脚话”（特殊方言）非常众多，区域间的建筑、服饰和习俗差异十分明显的原因。
　　例如今天会上我讲到的“西番”，其中就包括好几个语言风俗不同的族群，有所谓的“大西番”、“小西番”等。其中有一叫 “纳木依”，也即“大西番”，他们在服饰上与纳西族相似，在语言上也特殊。当地人传说，“纳木依”是最早居住此地的人，其名称本身意思是“高贵的人”。人们把后来又迁入的一些部族称为“小西番”，以与其相区别。这一带后来又来了汉族、彝族、木雅藏族。各个族群和睦相处在一起。但各自的文化都得到保存。从地理环境来看，“西番”主要分布于大渡河拐弯处和雅砻江拐弯处，地形更封闭一些。所以其固有文化的特点保存得更多一些。
　　又比如“扎巴”。“扎巴”属于目前母系社会保留相对完整的一个部族，它分布于雅砻江最大的支流——鲜水河中下游的河谷中。鲜水河河谷的上半部分，即道孚以上，坝子很多，居住着霍尔藏族；道孚以下，河谷变得非常狭窄，是真正的“山高谷深林密”地方，封闭的环境是当地母系社会得以保存的原因之一。扎巴地区几乎没有平坝，农田都是坡地，比较贫瘠。牧业也不发达。由于物产贫乏，耕地稀少，扎巴人很少分家，大都以母系大家庭聚居，以集结劳力和生资资料。这是它母系氏族社会残余延续至今的另一个原因。为什么其它地方的母系社会都灭亡了，而只有它（还有泸沽湖）还存在。对于研究者来说，若没有经历实地考察，切身感受当地的地理环境，即便是看地形图，也很难做出解释。
　　我曾经写过一本《雪域黄金》（《雪域黄金——西藏黄金的历史与地理》，巴蜀书社，2003年出版），也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讲藏区的黄金问题。布尔努瓦夫人（法国藏学家，著有《西藏的黄金与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看了以后很感兴趣，翻译了四年，就快翻译完了，即将在法国出版。她对我说，为了弄清其中地名，光卡片她就做了两个抽屉。可见国外学者对地理向题的重视。
　　在那本书里，我就讲到了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最简单的例子，藏区的许多河流都以“色”（ser）命名，例如色曲，是雅砻江的一条支流，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那里都是产金非常丰富的地区。推而广之，凡是以 “色”命名的地方，大都与产金有关。因此，把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引入藏学研究中不仅有学术意义，也还有应用意义。

　　笔者：谈地理因素，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下面请谈一下您对康区的研究，按现在的提法，应该叫“康巴学”了。但您在四川社科院的工作部门却叫“康藏研究中心”，为什么叫“康藏”？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含糊的词汇。
　　任新建：康、藏原本是两个词，是藏族传统上的两个不同地理概念。关于康的区域，大致上指丹达山以东，大渡河以西，巴颜喀拉山以南，高黎贡山以北的地方。包括现在行政区划上的“一地三州”——昌都地区、甘孜州、玉树州和迪庆州。当然实际还要大些，果洛州、阿坝州的一部分，林芝地区的一部分，还有木里县，都属于康的范畴。解放初期，有学者认为说藏语康方言的区域就叫做康区，这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康区仅仅以语言划分，那么那些众多地脚话流行的区域算不算康区？！。显然这种解读是不正确的。现在学术界大都认同更顿群培《白史》中的解释：康就是“边地”的意思。清代后期将这一地区称为“川边”或“川滇边”，设了个相当于省级的“川滇边务大臣”管理。清末准备在此建立西康省，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搞了一个建省方案，（即《西康建省记》所述），把工布江达以东的地区划入西康省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个西康省的地域基本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康”区。但方案刚报到北京，辛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倒台使这个方案来不及实施。民国时期，川藏纠纷闹了很久，康区的昌都地区被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占了。不过，1936年成立了西康建省委员会，1939年正式建立西康省时。民国政府关于西康省的行政区划仍明确地标明包括了昌都地区。只不过西康省政府实际上未管理昌都一带。因为这个原因，当时学者们在研究西康地方时，必然涉及到一部分西藏地方，所以用了“康藏”这个词，意思是西康省的藏区（西康省还包括雅区、宁区）。解放后西康省存在了一段时间，在当时政务院的行政区划中，昌都地区还是划入西康省内的。所以18军进藏以后，成立了一个“昌都解放委员会”的特殊管理机构。一直到1955年西康省撤销，合并入四川省后，才明确将昌都归属西藏自治区。
　　民国期间，“康藏”的名称比较普遍使用，例如我父亲写的《康藏史地大纲》，以及当时有名杂志《康藏前锋》杂志等，都用“康藏”这个词来代表康区。近几十年来，这个词的含义又被解释为 “康巴藏区的简称”；其实意思差不多。 因为近一二十年，旅游发展后，人们已经习惯把“康巴”一词，衍伸为“康区”的代名词了。（康巴，本义为“康区地方的人”。现今习惯上也用以指康区）。
　　因此，前几年我在对康巴文化进行界定时，提出了：“康巴文化是以藏文化为主体，兼容其它民族文化，具有多元、复合特性的民族地域文化”这样一个定义。这一界定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我之所以这样说，即是根据康巴衍伸为康区代称的现今习惯。事实上在康区这样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汇地区，这个文化的确与卫藏等其他藏区有明显的异差。
　　例如康定这个小城，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却聚集了世界上几大宗教的活动场所：佛教寺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的天主堂和基督堂、清真寺、道观、川主庙、关帝庙、将军庙等等。为什么各种宗教在这里并行不悖，基本上没有冲突，就是因为这里是民族交汇地区和贸易枢纽，你要做生意，就必须敞开胸怀，接纳各种文化。我曾经给中央电视台策划了一个节目——《跑马山下一人家》，从一个家庭看中国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很典型。这家中的父亲和我很熟，它是汉源的汉族，以前是背茶的背夫，解放后成了民族贸易公司的职工；他的爱人是藏族，非常贤惠；女儿上了国家开办的学校，毕业后当了会计；儿子有着藏族天生的音乐才能，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拉小提琴。这一家人到了晚上，母亲在佛堂内烧香拜佛，父亲在收音机前听川戏，儿子在楼头拉“小夜曲”，女儿在电脑前算账…各得其所，并行不悖，非常有意思。
　　类似这种情况还很多。例如九龙，这个地区藏族、汉族、彝族各占三分之一。彝族是一百多年前凉山“打冤家”北上进入这个地区的，分布有七个乡；汉族多是清末民初进入的，有不少人是工匠，如开矿的、淘金的，或木匠，大都被当地人招赘上门。藏族包括西番藏族和木雅藏族，是原住民。三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域，形成了很多有趣的现象，以饮食来说，这里人家的早餐一般是藏族的酥油茶、馍馍；中午按汉族习惯炒两个小菜，晚上吃彝族的洋芋和坨坨肉。我问过家乡在九龙的一个作家，他说小时候，藏族、汉族、彝族娃娃都在一起耍，根本就没得啥子民族隔阂，各民族的习惯大家都在使用。这就是我说的康巴文化的“复合性和兼容性”特点。
　　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为什么要专门研究这个地区？包括前年很多人提出要建立“康巴学”，我认为不了解康巴，就不能真正了解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也不会理解藏族和汉族等其他民族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我们把康巴学定位为藏学的分支和二级学科，认为这项研究很有必要，也很有潜力。现在国际藏学会每届都要设立“康巴小组”，有国外学者认为当前的藏学研究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界的“边缘中心”化趋势，康巴研究正在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关于康藏研究，四川有很好的基础，有两个原因：
　　一是，康区过去叫川边，历史上长期属四川省管辖，后来西康省的大部分又并入四川省。所从，四川与它渊源很深，关系最密切，了解最深。
　　二是，四川对它有比较长的研究历史，（上世纪）20年代从我父亲那一辈开始研究。抗战时期，大量高等院校进入大西南，很多学者也在那个时候进入康区展开研究。积累了比较扎实的研究基础。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基础在解放后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大的发展。研究康藏的学者多被政治活动干扰，外国研究者也进不来，所以对康藏的研究反而变得滞后了。
　　八十年代以后，藏学重新兴起，主要关注的还是西藏，对康巴地区相对来说关注不够。因此，四川有责任也有义务挑起康藏研究的担子。1987年，（四川）社科院历史所成立了人类学与藏学研究室，主要从事康藏研究。另外1984年还招了一批研究生，当时专业的名称就是康藏专门史研究，杜永彬就是我老父亲带的首批康藏研究生。
　　1994年成立了四川省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定的研究基调是以康巴藏区为主、兼涉到其它藏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有关发展和稳定的理论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2000年，根据省委的要求，为了加强对四川藏区的研究，改名为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几年来我们以此作为平台，联络四川各藏学机构，共同关注康藏研究。组织了一系列学术会议，进行多个相关课题研究，还编了一套康巴文化丛书。

笔者：从您康藏研究的成果中，可以看出鲜明的经世致用特色。有些报道中将您称作“经世致用”的藏学家，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称呼的？
　　任新建：1988年康巴藏区开放，很快就面临的问题就是天然林禁伐。康巴藏区，包括昌都地区，当时都是森林财政，禁伐以后，财政急剧滑坡，经济萎缩，老百姓生活困难。如何帮助这些地区促进经济转型，我们建议在全国旅游升温的背景下，利用康巴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搞旅游经济。当时就搞了一个《康巴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这中间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康巴文化，进而也带动了学术研究。
　　藏学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要为藏族文化的弘扬和人民生活提高起促进作用，这也是我老父亲的一贯想法，他认为社会科学来自社会，如果不能为社会服务，就没有什么价值。他写《西康图经》，就为西康建省寻找理论依据。现在藏区人民生活还很困难，怎样通过藏学研究帮助老百姓发展，很值得探讨。这几年康藏地区旅游业搞得很好，我也感到很欣慰。当然今年因为地震又受了影响。
　　必须注意的是，现在康区和内地发展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去年四川省委提出要“富民安康”。今天会议上有人说：“西藏农牧民生活困难，人均年收入只有2800多元”，他不知四川藏区，只有1400多元，是一半，老百姓增收乏力啊，找不到门路！我们希望通过学术研究，做一些事情，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就业门路问题。有不少大中专学生不好找工作，除了考公务员，没有其他就业门路。老乡说：“我这个娃娃，不去读书还好，我花了很多钱让他去读书，读了书，工作嘛没有，现在牛也放不来了”。没有工作，很多人就涌入寺庙当喇嘛，小知识分子嘛，都有些好高骛远，好多人跑到印度去，留学回来就沾沾自喜，这样下去会造成恶性循环。所以，发展是很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必须寻找系统发展的模式，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通盘考量、未雨绸缪。所以我们康藏研究中心一方面开展基础研究，一方面也要搞一些应用性、战略性研究。

　　笔者：我没见过您的父亲（任乃强先生），但是非常景仰。他在上世三四十年代就有两部大作惠世：《西康图经》和《康藏史地大纲》，是那个年代国内最出色的藏学著作。可以说，任老先生具备了一流藏学家应有的一切特质——他懂藏文、热爱藏族文化；他身体好，热衷于实地考察；他会通文理，知识面宽广。但是，由于建国后康藏研究的停滞，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他的学术活动似乎也中断了很久。可是1980年代落实政策以后，他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经出版，立刻震惊了学术界。关于您的父亲，您能简单评价一下吗？
　　任新建：我曾经写过一篇父亲的小传，网上有，当然不是很详细，你可以去看一看。这次中国藏学出版社准备出一套他的三卷本藏学文集，我正在校稿。我老父亲的治学可以说有三个特点：
　　一是重视地理。
　　他研究的一大特点是跨学科综合研究，其中尤其重视地理研究。这个文集里就收录了他的几个地文考察报告，如同他在报告前言中所说，“每到一处，必登高临下，测绘地图”。我家里他绘制的地图还有很多，有上百种，有的地图等高线非常密，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他非常爱地图，收藏的地图也很多，英国的、法国的、传教士的。1962年，因为中印边界问题，加上他当时是右派，很多地图被川大收走，落实政策以后也找不到了。他年轻时跟随白眉初先生、翁文灏先生研习地理，用功很勤，后来从事的研究都是以地理为基础，同时他的国学基础也很好，所以能把历史和地理很好的结合起来。谭其骧先生搞《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和藏区部分曾找我父亲提供，我父亲搞过一个《四川历史地图》……

　　笔者：是不是前几年出版的《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
　　任新建：不是沿革图，内容更多，没有出版。他交给谭其骧，后来退回来，信中感谢他，并说参考了其中一部份东西。
从历史地理角度进入藏学研究，是我父亲的一个特色。他认为在文献资料缺乏的地区，例如康区，地图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他第一次考察康藏，把很大精力都放在绘制地图上，他自己说的“登山必登其巅，遇水必溯其源”。他的《西康图经·地文篇》可以说是当时地理学界对康区考证最详细的著作。他一直强调：史实如果不能用地理来落实，那就是悬空飘渺的，只有用地理环境来印证，才能落到实处。
　　二是经世致用。
　　这与他过去受的教育有关。他开始考北京农大，就是想以农立国；后来在南充协助张澜先生搞实业，在南充中学开办蚕桑班；1935年又提出教育改革方案，提倡学生必须参加劳动，他的教育改革方案被张澜推荐给刘湘，刘湘组织在全川进行大讨论，影响波及全国。这些都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任白戈（曾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罗瑞卿都是他班上的学生。后来落实政策时，任白戈曾对他说：“记得有一次我作文题做得很好，你奖励一百棵桑树苗子，喊我拿回去推广，我很得意的走了十多里山路背回家去栽起。”
　　他认为，学问一定要经世致用，他的研究也是围绕这个开展的。他晚年写的《羌族源流探索》，虽然是提纲挈领，实际上有很多创新的东西，讲到中华文明的多起源问题，讲藏族和羌族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到汉藏同源族问题，在当时很有针对性。又比如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他提出古代民族的聚居地与盐有重要关系，这是他非常著名的一个观点，需要多学科交汇的学术背景。他一直提倡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特别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他提出文献资料不可尽信，例如《隋书·西域传》，他认为裴矩的说法很多来源于往来的商人，道听途说，可靠性自然大打折扣，必须结合实地考察和其他方面的佐证。我父亲不搞考古，但也有过几次，其中很有名的一次是发掘王晖石棺，郭沫若为此还写过很长的一首诗（《咏王晖石棺》）。
　　《西康图经》的第一篇叫《境域篇》，他写这个的目的，是因为当时西康建省争议很大。书写成后，直接促成了西康建省。关于如何建省的问题，他提出了把宁属（安宁河流域地区，是富粮区）和雅属（雅安地区，是产茶区）划入西康，一粮一茶，使西康具备了建省的经济基础。
　　三是爱国。
　　他具有老一代知识分子非常强烈的祖国观念和爱国传统。他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学生领袖，火烧赵家楼以后还被抓了进去。他的研究包含很强烈的“富国、强民、强兵”思想，应用性很强。他在西康曾推出“牧站联营”方案，成立牧运公司，解决“乌拉病民”的问题。当时他联合了许多社会名人，（包括后来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主任的孔庆宗），大家凑很多股，搞股份制经营。开始搞得很好，后来他一走，就乱整了，贪污啊，就整垮了。
　　我父亲对藏族，可能因为我母亲（罗哲情措）的关系，真的是感情很深。很想做一些对当地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一直在藏区工作，每次我的藏族朋友来家，他都非常热情，把他们接到屋头，马上去买菜，我那些藏族朋友都说：任伯伯对我们好得很！
　　他很关心藏区的发展，到晚年，还写了一分《采金刍议》的建议给中央。那是77年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被张秀熟交给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带到北京，交给王震；王震时任副总理，分管黄金，看了以后很感兴趣，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王震后来到成都来，在金牛坝会见我父亲，会见之后就指示冶金部聘我父亲当黄金顾问。
　　张秀熟是四川文化界的泰斗和领袖人物，我父亲和他先后担任南充中学的教务主任，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看我父亲政策没落实，也帮他奔波。张秀熟来北京开人大会议，去看罗瑞卿。罗瑞卿当时刚落实政策，住在301医院，他非常怀旧，跟张秀熟老师谈起以前在南充中学的事情，就问起我父亲。张秀熟说我父亲还在，最近写了一本关于黄金的书，很有意义。罗瑞卿说拿来我看看，想不到他还在，八十好几了吧？后来罗瑞卿推荐给王震。
　　在《采金刍议》中，他论证了在青藏高原采金是大有可为，同时他建议，国家应该建立黄金部队，因为黄金容易走私，历史上刘文辉搞金场，始终存在一个走私问题。我父亲认为解放军纪律严明，用部队采金比较好。后来王震采纳这个建议，组建了黄金部队。
　　他的很多应用性的、经世致用的东西，对国家和社会有非常大的作用。例如进军西藏的地图是他画的，根据总参编写的《贺龙传》记载，1950年元旦，成都解放后的第二天，贺龙派他的参谋长来找我父亲，拿了些书回去；后来又派他的车子来接，当天见了，第二天又去，贺龙召集部队将领廖志高、张国华，还有胡耀邦等等，请我父亲谈进藏的建议，谈到半夜。我父亲有篇回忆录，很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贺龙最担心的，就是进军西藏没有一幅地图，军队行军必须要有标注等高线的军用地图。后来他听说我父亲在画，喜出望外，找我父亲谈，要地图。我父亲表示，这个图还没有画完，是顾颉刚出钱请他绘制，将来大家一人一半的版权。自已的这一半捐出没向题，但顾的那一半则要征询一下顾本人（当时顾颉刚是上海大中国地图公司董事长），贺龙说把顾颉刚的钱给他就是了。
　　决定后，贺龙立拨了两个测绘队给他，一个是18集团军测绘队，一个是胡宗南那边刚接手过来的。我父亲做了18个昼夜，就是他自己说的“十八个川夜”，最后绘成了军用地图。那时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精力还很旺盛，看上去还是五十来岁的样子，身体非常好。其实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身体并不好，后来可能是在高原跑多了，心态又好的关系，反而好起来。

　　笔者：关于您的母亲，大家了解的并不多，她是您的父亲在康区考察的过程中认识的吧？
　　任新建：1929年我父亲去西康视察，也是他第一次去康区，那时候非常困难，全部是徒步，而且沿途有很多危险。那次考察期间，他跟我母亲结婚，后来得到了地方的保护；当时（二、三十年代）有这么一个倾向，认为一个民族要深入到异族文化中，通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看打箭炉（即今康定）的英国领事孔贝（G.A.Combe），他就是与藏族女子宝天女（仁钦拉姆）结婚，后来写了《藏人言藏》、《藏人妇女的一生》，还有很多学者都是这个样子。
　　我父亲当时也是，他一直在考虑如何深入到藏民族的文化与心理中，于是就向我母亲求婚，得到了她的同意。我母亲当时能同意的确很不容易。杨恩洪研究藏族妇女，就想把我母亲作为一个典型；彭文彬，现在在加拿大的一个美国学者，他在国际藏学会上就以我母亲的经历写了一篇文章（彭文彬：《纪念罗哲情措——现代康区的女性和地方政治》），认为他是藏族妇女现代化的一个典型。
　　我现在想起我母亲，觉得她还是很了不起。她当时与一个汉族知识分子，素昧平生，毅然嫁给他，离开她习惯生活的环境，来到汉族地区。要知道当时内地人还称呼他们“蛮子”，她能够不怕这种种族歧视，跟随我父亲到内地，需要多大的勇气呵。后来还成为他学术上的得力助手，我父亲办《康藏研究月刊》，全凭我母亲的精明才能办下去；我父亲写的《西康图经·民俗篇》，现在还被认为是最研究康藏文化的必读书。其实这本书的成功，其中很大的功劳在我母亲。

　　笔者：我读过这一篇，里边还写到当时因为不知什么事情，两个人起了争执，在屋头打架，您父亲还打不过她……
　　任新建：我父亲在这些问题上是非常坦率的，他讲起当时结婚的事情都是这样。他说康人有几大美德，也是以我母亲为典型，很多都从她身上总结出来的。

　　笔者：最后，请您谈一下你的个人经历。我了解到，您出生于康定，正是西康建省的那一年，您的名字是否也有这个寓意？
　　任新建：是，有这个意思，我藏名叫泽旺夺吉。1939年嘛，西康建省，也是我父亲的一个杰作。我出生在康定，5、6岁到了内地，先在雅安，因为我父亲在西康通志馆当馆长，搞《西康通志》；后来他到华西大学当教授，我们全家就到成都来了。我在成都读书，后来考入南京军械工程学院，学的是工程，所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的基础。
　　毕业后我被分到西藏军区，在扎木（即林芝地区波密县扎木镇）住了两年多。后来康巴叛乱时，随部队调到了甘孜。我在当时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我学的专业，到西藏有点学非所用，去了以后基本上喊你去做社会调查，所以我参与了很多社会调查，这也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二是我父亲当右派以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有了问题，所以就转业了。
　　到地方以后，我先后在甘孜州公路交通局和宣传部干过，也开始发表一些作品。当时搞公路踏勘，跑野外、住帐篷，甘孜州21个县，我基本上都跑遍了。这有个好处，包括以前在西藏，跑过很多地方，都是很宝贵的经历。有一年（1965年）我参加甘孜寺工作组，搞“四清”，在甘孜寺住了一年，和喇嘛们同吃同住，大家相处很融洽，自己也不觉得艰苦。那些老喇嘛，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就把铜碗擦得锃亮，一尘不染；又跑到山脚下背水，一碗一碗敬水，然后才天亮；白天过午不食，晚上还念经。这段经历对我认识藏传佛教和老百姓信仰的心理，都很有帮助。
　　后来我每年都要下乡，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曾经在新龙呆了一年，在甘孜（县）呆了一年，在道孚呆了一年。家庭出身不好嘛，反正这些苦差事就喊你下去吧（笑）。那时候很单纯，自己也有兴趣，和老乡相处很愉快。现在看来，被发配下去，是坏事也是好事。
　　到了70年代，我父亲退休，但是一直没摘帽子。他精力很好，想搞很多事情，就叫我帮助他做。当时我的领导比较好，因为我父亲在甘孜（州）影响还是很大，大家都晓得他，并不拿他当右派，所以领导就把我派到成都工作，一方面照顾我父亲，一方面也做他的助手。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和我父亲在一起，帮他整理、修改稿子，包括《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羌族源流探索》，帮他做了很多。
　　我们俩父子还比较默契，我总觉得父亲身上有种精神非常感动我，孜孜不倦，那么老了，还总想做点事情。他总感觉到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因为解放后就一直挨整——从50年就开始挨整，52年思想改造，55年肃反，57年反右，每次运动都遭弄出来整，也剥夺了他出版、发表的权利。
　　我父亲平反以后，就正式任命我为它的学术助手。后来又到（四川）社科院，是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专门调我去的，让继承我父亲的研究。我也是边干边学，我父亲当时带杜永彬他们的时候，我也跟着学。我还到父亲好友李安宅、刘立千先生那里跟他们学社会学、佛学和藏文，充实自己。我受我父亲的影响很大，当然我的学养比不上他，差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