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川藏线上的冒险家的印迹

友多

撰文：印开蒲  编辑：周小林 图片来源：友多图库资料

       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科学考察和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期。其时，中国西部横断山区神秘的传统文化、奇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引起了西方各国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他们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冒险家进入中国西藏东部、云南西北部和四川西部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以及通过传教活动收集动植物标本。
      位于川藏线上的四川宝兴、康定、泸定、理塘、道孚、巴塘等地，是西方探险家活动的重点地区。在川藏线上考察和采集动植物标本的西方人中，以法国人阿尔芒·戴维、英国人爱尔列斯特·威尔逊和美国人约瑟夫·洛克等持续的时间最长，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也最大。他们在进行考察活动的同时，对当地的自然地理和野生动植物进行了研究，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考察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川藏线上社会发展历史和自然资源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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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戴维）

       四川省宝兴县城地处横断山东北部、大渡河的支流青衣江上游、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自然条件复杂，动植物种类十分丰富，有“熊猫故乡”之称。1867年，随着一位年轻的法国传教士戴维的到来，这个位于夹金山脚下千百年来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很快便成为蜚声世界的动植物标本的产地。
       1862年，36岁的戴维被法国天主教会派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传教。1967年，戴维第二次来到中国，被安排在成都华西坝的天主堂工作。然而，成都平静的生活，不符合这个酷爱自然的年轻人的初衷，不久，身兼传教士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采集员两个职位的戴维，在中国教徒的帮助下，设法来到距成都西边200公里的穆坪（今天的宝兴），成为夹金山脚下邓池沟教堂的第四代神父。
       在宝兴供职的6年中，戴维的工作十分努力。除传教外，他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在从事自然考察、动植物标本收集和命名等工作上。他在宝兴发现了33种哺乳动物新种、37种鸟类新种，发现的高等植物新种超过110种以上。他对大熊猫、金丝猴、珙桐等物种的发现，更是确立了他在世界自然科学史上的地位，使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达到了光辉的顶峰。1874年，回到法国的戴维发表了他在中国的采集日记，立刻轰动了西方世界，一时间，中国四川宝兴成为全世界生物学家关注的热点。
        1869年3月11日，戴维在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返回教堂的途中，这条山谷中的主要土地占有者，一个姓李的人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用茶点。在这个异教徒的家里，我见到一张展开的，那种著名的‘黑白熊’的皮，这张皮非常奇特，我的猎人告诉我，我很快就会见到这种动物。我听说猎人们明天就出发到野外去猎杀这种动物，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戴维日记中所说的这个新种，就是大熊猫。
       1869年5月4日，戴维的助手捉到一只活的大熊猫，戴维决定尽快把它运回巴黎。由于路途遥远艰辛，大熊猫死于途中，戴维只好将皮送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然而，有趣的是，当人们看到这张皮上生着一张圆圆的大白脸，脸上又长着两块黑斑，仿佛戴着一副墨镜时，一致断定这张皮是人为制造的假皮。后经博物馆主任米勒·爱德华研究，确定这种动物既不属于熊，也不属于猫，而是一种与40多年前在中国西藏发现的小熊猫近似的动物，并正式定名为大熊猫。从此，国际上开始了对大熊猫的猎取和研究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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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4日，植物学家威尔逊（中坐者）在成都】

        英国人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威尔逊，1876年出生于英国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9年至1911年，他受聘于英国维奇花卉公司和美国哈佛大学，先后4次进入中国西部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他一共收集了6.5万多份的植物标本(共计4500种植物)，并将1593种植物种子和168种植物的切根带回西方，其中包括20多种新植物。著名的观赏树种珙桐和王百合，就是威尔逊采集到种子和鳞茎后在西方各国普遍栽培的。经济植物猕猴桃，也是威尔逊带回西方后，成为新西兰一项重要的支柱产业。
       在他采集到的植物中，由他命名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种多达200种以上。在他的著作中，把中国称为“世界园林之母”，他为西方世界的现代文明和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西方人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1899年，威尔逊第一次到中国的目的，是准备到宝兴采集珙桐的种子，后因当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局势动荡，他未能到达中国西南腹地。
       1903年，为了收集一种在西方称为“黄色罂粟花”的美丽花卉植物（全缘绿绒蒿）的种子，威尔逊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国西部之行。威尔逊沿中国西部“茶马古道”经汉源、泸定到达此行目的地康定。威尔逊在他日记中写道：“康定是一个藏族和汉族人混居的小镇，四周没有城墙，石板铺成的街道上布满了汗垢……这里也是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外地商人用砖茶、烟草和低档的珠宝到这里来交换羊毛、麝香、黄金和药材。”
       6月21日，他向康定以西的折多山进发。他们沿着从雪山上流下的折多河边的小路，到达海拔3000米处的一片草地，由于冰雹的袭击和严重的高原反应，只好就地宿营。夜晚，他们借宿在当地农户一间漏雨的破房内，一会儿功夫，屋内的地面上便变成一片沼泽。在他的日记中，十分幽默地描写了当晚发生的情况：“当我一躺下，一滴雨水便落进我的眼睛，我翻了翻身，一滴雨水又落进我的耳朵，我翻来覆去都逃不开。”
       第二天，他们继续向高处进发，到了海拔3300米一处开阔地带，他一眼看见不远的前方，一株“黄色罂粟花”正在盛开，黄色下垂的花瓣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绸缎般的亮丽和刺眼，像一面飘拂不定的彩旗。秋天，威尔逊专门派人到这里，成功地收集到了种子。从此，全缘绿绒蒿便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观赏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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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家洛克）

       1884年，洛克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贫穷的仆人家庭。在他6岁时，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对他又十分严厉，因而他从小便性格内向。父亲一心想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牧师，然而他在课堂上却老是心不在焉，一心幻想着四处去旅行。这位出生于音乐之都的少年，向往的地方竟是遥远东方神秘的中国。
       大学预科毕业后，他一边打工一边到欧洲漫游。1905年，他来不及仔细考虑便受雇于一艘邮轮，当上了一名船舱服务生，稀里糊涂从欧洲到了美国。1907年，身无分文的他到达了夏威夷，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由于他的语言天分和对植物学的兴趣，他先后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教授拉丁语和植物学，不久他便成为这里植物学研究的权威。
        1920年，他被美国农业部聘为农业考察员，并被派到远东。1922年，他终于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来到中国。在随后29年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西部从事探险、动植物收集以及纳西族语言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在洛克对中国西部的探险活动中，他对川藏线上贡嘎山的考察，是最令他难忘的事件之一。
       1925年，洛克到了成都，一个传教士告诉他说，在成都的西南部有一座高山，它的高度接近珠穆朗玛峰，在成都平原天空晴朗的日子能清晰地看到它的靓影。这个消息足以令洛克这个“探险狂人”兴奋不已。
       1929年3月，他带上一支由20多个纳西族卫士、46匹骡马以及可供7个月的给养组成的探险队，离开他在丽江的总部，向东北方向出发了。他首先到达了四川省木里县的康坞大寺，拜访了当时的木里土司，交谈中土司问了他一个有趣的问题：“美国动物园里有龙吗？”当洛克回答没有时，土司惊奇地又说：“那是什么东西制造出了‘雷’呢？”“是龙的鳞片颤动刮起大风从而制造出雷的吗？”
       离开康坞大寺时，为了保障探险队的安全，木里土司特地从自己的军队中挑选了10个藏族士兵，护卫洛克一道前往贡嘎山。
       考察途中，他们在木里县一个叫麦地龙的地方扎营时，当地村子里的妇女从峡谷中背着水攀登上悬崖，为考察队提供了生活用水，这令洛克十分感动。在雅砻江边一个村庄，几乎全村的村民都出动了，用两个独木舟捆在一起运送物资，帮助考察队顺利渡过了波涛汹涌的雅砻江。一路上，他们克服了暴风雪、冰川、激流、干旱以及高原缺氧带来的重重困难，在考察队全体队员的努力和沿途藏族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到达了位于贡嘎山西坡的康定县玉龙西。
       考察途中，除了遭遇到重重的困难外，洛克也欣赏到中国西部横断山地区奇特的自然景观：壮丽的雪峰，幽深的峡谷，葱绿的草原，变幻莫测的气象以及由云杉、冷杉和杜鹃组成的美妙森林。他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和激动。
       在玉龙西的莫溪山上，当洛克第一眼看到雄伟壮丽的贡嘎山主峰时，他惊讶万分。他在日记中这样描写道：“它的主峰，像一座金字塔一样鹤立鸡群地矗立在它的姊妹峰之上，高耸着直冲苍天。”
       “景色如此壮观，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它那非凡的全景……作为第一个白人，我站在这里享受着如此美景。”
       当年9月，历尽艰险后的洛克返回了他设在丽江的考察队大本营。这次考察收获甚丰：他们一共采集了几千种植物标本、700多种鸟类标本，拍摄了240幅在当时来说最昂贵的天然彩色照片和530幅黑白照片，至今让每一个当代的摄影家都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