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罗二虎（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周小林
【摘要】 本文对20世纪西南地区石棺葬的发现，以及文化性质、类型、源流、年代、分期、族属等方面的研究都进行了全面回顾，最后简略论述了作者自己的几点思考意见。
【关键词】石棺葬 西南地区 发现 研究
石棺葬又被称为“石棺墓”、“石板墓”、“岩板墓”等。西南地区的石棺葬目前主要发现于青藏高原东部。这一地区是由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以及纵贯其间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岷江等多条水系所形成的一条上接甘青地区，中经藏东和川西高原，南抵滇西北高原的南北狭长走廊地带。自古以来，许多民族沿此走廊地带活动迁徙，因而被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称之为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民族走廊”之一，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数十年来，通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已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地区的许多重要发现，石棺葬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并历来为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注，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和史前民族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即对近一个世纪以来西南地区石棺葬的发现与研究进行全面回顾，同时也对今后的工作做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发现简史
在步入21世纪之初，我们回顾往事时惊讶地发现，这一地区石棺葬最初发现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与年轻的中国考古学相比，不能不说是历史悠久了。其发现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1、收集遗物时期（1910~1937年）
早在1910年代，英国传教士陶然士（T. Torrance）就在四川西北部今理县、汶川县岷江上游两岸的羌族村寨中搜集到数十件双耳罐等古代陶器，后藏于华西大学博物馆[1]。据我们今天的知识判断，这批陶器应出自石棺墓。该地区石棺葬遗物可能在同一时期已流传海外，如英国人库珀（Albert J. Koop）1924年出版的《中国早期铜器》一书中便收集有可能出于该地区的铜双耳罐[2]。
美国学者葛维汉(David C. Graham)1929年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以后，又大量收集石棺墓出土遗物，仅陶器就不下百余种[3]。
这一时期为石棺葬发现的初始阶段，基本由外国人进行，并仅限于收集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的遗物，尤其是各种陶器。
2、调查试掘时期（1938~1960年代）
1938年，中国学者冯汉骥在岷江上游汶川县一带调查，并在雁门乡萝葡砦清理1座残墓[4]。这是首次运用近代考古学方法对西南地区石棺墓进行清理，也是中国学者涉足这一领域的开端。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资料的正式发表却很晚。
1940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组成川康民族调查团，由凌纯声负责，另有马长寿、芮逸夫等，在岷江上游理县佳山清理了10座残石棺墓。这批资料于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发表[5]。但由于两岸学术交往曾长期中断，这批资料在大陆长期鲜为人知。
1941年，王文萱带领暑假学生边疆服务团在理县佳山寨发现古墓群多处，葛维汉也参加了该团活动，并在理县蒲溪沟收集古代陶器、铜器多种[6]。
1944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刘恩兰在理县一带进行地理学调查时，也在当地乡民手中收购了石棺墓出土遗物[7]。
1951年，在甘孜县发现一批铜器、陶器和骨器[8]。其文化特征属于石棺葬系统。20世纪50年代前期，李绍明在理县孟董沟上孟乡发现大量石棺葬[9]。
1964年，童恩正到岷江上游茂县、理县和汶川等地进行调查，并对多处墓地暴露于外的28座墓葬进行了清理。这些墓葬再连同冯汉骥1938年发掘的萝葡砦1座残墓的详细资料，由冯汉骥、童恩正整理后于1973年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一文中发表[10]。这是首篇发表的关于西南地区石棺葬的详细田野发掘资料。该文的发表对其后西南地区石棺葬的发现与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是运用近代考古学方法对石棺葬进行科学调查和发掘的滥觞，使我们开始对石棺葬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其工作主要由中国学者进行，但仍限于岷江上游地区。
3、大发现时期（1970年代至今）
由于这一时期的发现众多，因此我们只能分区域加以叙述。
（1）岷江上游
1978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在茂县城关清理了46座石棺墓[11]，这是西南地区首次对石棺葬墓地进行大规模发掘。它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地区石棺葬文化内涵的深入认识。
1984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在茂县撮箕山发掘清理64座石棺墓，1986年茂县羌族博物馆又配合基建清理360余座墓[12]，这是目前西南地区发掘数量最多的一处石棺墓群。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报告尚未发表。
1992年，茂县羌族博物馆等在茂县牟托村发现了一个特殊上层人物的石棺墓地，并清理了1座大型积石冢石棺墓和3座陪葬坑[13]，其出土随葬品数量之多、器物之精美、内涵之丰富，都大大超出了我们以往对岷江上游石棺葬的认识。这是目前西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石棺墓，对于深入认识当时该地区的文化与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一地区还有许多发现，如1979年在茂县营盘山清理9座石棺墓[14]；1979~1980年在茂县别立和勒石村清理31座石棺墓[15]；1983年在茂县三龙乡和黄草坪发现8座石棺墓，并清理1座[16]；1984年在理县佳山清理15座石棺墓和1座祭祀坑[17]；1984年在茂县上南庄清理3座元明时期火葬石棺墓[18]；1992年在马尔康县孔龙村清理10 余座石棺墓[19]。
此外，1975年在理县朴头关口发现1座出土核桃形口沿黑陶双耳罐的东汉砖室墓 [20]。
（2）青衣江上游
1970年代末宝兴县文化馆在该县瓦西沟清理9座土坑墓[21]，这是首次在青衣江上游发现石棺葬系统墓葬。1982年宝兴县文化馆在该县陇东老场村墓地清理5座石棺墓，1985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又在该墓地清理103座墓[22]。该墓地向我们揭示了在汉文化进入这一地区后对当地文化所产生的强烈影响。1991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在宝兴县汉塔山清理65座石棺墓[23]，这为认识青衣江上游以石棺葬为代表的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3）大渡河下游
1979年汉源县文化馆在该县大窑发现1座石棺墓[24]。这是首次在该流域发现石棺葬。
（4）川西高原
1978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等在巴塘县扎金顶清理8座石棺墓，在雅江县 拉清理几座残墓[25]。这是首次在川西高原上发现石棺葬。1983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在甘孜县吉里龙清理8座石棺墓[26]。198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炉霍县卡莎湖清理275座石棺墓[27]，这是目前西南地区已发表资料中规模最大的石棺墓地，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时代可早到春秋时期，但令人遗憾的是该墓地上层另一种类型的石棺葬在发掘前已被基建破坏，使我们丧失了在同一地点考察不同文化类型石棺葬是如何演变更替的良好机会。
此外，1980年代在四川雅江县呷拉清理一批石棺葬[28]；1985年在新龙县谷日清理7座残石棺墓[29]；1987年在丹巴县中路乡发现大量石棺墓[30]。
（5）川西南山地
1976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等在昭觉县调查发现13处石棺墓地，并清理其中3个墓地的20座墓[31]，这不但使我们认识到在川西南也有石棺葬分布，而且还展示了一种新的石棺葬类型。1980~1981年渡口市文管处在盐边县渔门完小清理了4座石棺墓[32]，其墓葬形制和随葬陶器均与周边地区的石棺墓有较大差异，可能代表了另一种新的石棺葬类型。此外，在木里[33]、会理[34]等县也零星发现有石棺墓。
（6）滇西北高原
1974年和1976年，云南省博物馆在德钦县永芝[35]和纳古2墓地分别清理3座和23座石棺墓[36]。这是首次在云南发现石棺葬，大大地开拓了我们对西南地区石棺葬分布的空间认识，并有助于理解其文化内涵的复杂性。198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中甸县尼西乡一带发现10处石棺墓地，并清理3个墓地的43座墓[37]。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丽江县和永胜县也发现多处石棺墓地[38]。
（7）滇中高原
云南省博物馆等1982年在永仁县永定菜园子清理30座石棺墓[39]，1984年在元谋县大墩子遗址发现1座石棺墓[40]，1985年在永仁县维的墓地清理60座石棺墓[41]。1987年楚雄州博物馆在永仁县菜园子清理8座石棺墓[42]。1990年元谋县物茂乡虎溪村发现1座石棺墓[43]，同年在武定县田心乡发现3处石棺墓地，并清理1个墓地的3座石棺墓[44]。这些石棺葬都属于当地新石器时代的大墩子文化，是西南地区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石棺墓。
此外，1970年代以来在滇中高原还发现一种不同文化的青铜时代石棺墓，如1980年在云南弥渡县苴力清理10座[45]，70年代在祥云县检村清理4座[46]，1984年以来在宾川县发现多处石棺墓群[47]，1988年在大理市洱海东岸三棵树发现3座[48]。
（8）西藏东部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1986年在昌都县小恩达遗址试掘中清理1座石棺墓[50]，此外在西藏东部文物普查中也发现大量石棺墓，如1986年在贡觉县香贝清理5座[49]； 1987年在那曲地区的安多、比如、索县、那曲四县发现7处墓地，其中安多县芒森墓地有67座[51]；在林芝县都普古清理7座[52]；1991年在山南隆子县发现多处墓地，并清理数座[53]。
这一时期、尤其是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是西南地区石棺葬的大发现时期。其发现的地点和数量众多，地域也不再限于岷江上游，如在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下游、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滇西北和滇中高原、西藏东部等地区都有发现。这大大地加深了我们对石棺葬时空分布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岷江上游地区仍然是考古工作进行最多的地区。还应指出，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多是专业考古单位有组织进行发掘，所获资料更为科学。
二、研究简史
关于西南地区石棺葬的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前期（1930~1970年代前期）
最初对石棺葬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葛维汉。1930年代他对华西大学博物馆藏的大量岷江上游石棺墓出土陶器进行了类型学和年代学研究，并与周边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了比较[54]。
1940年代郑德坤再次对华西大学博物馆藏的大量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遗物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石棺葬进行研究。其研究涉猎到文化命名、文化性质、年代、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族属等[55]。
1951年，冯汉骥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中就石棺葬的文化性质和族属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56]。1973年冯汉骥、童恩正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一文，对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年代、族属、生业、社会形态、与其他地区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广泛而简略的讨论[57]。
1963年，蒙文通对石棺葬的族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58]。
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岷江上游地区。由于积累资料、尤其是科学发掘资料极其有限，虽然涉及的方面较广，但是对问题的讨论多是粗略的、宏观的，应该说更多的仅是提出问题或提出假设，更无法进行专题研究，其中有些观点今天看来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但是，这一阶段在研究中注重将考古学资料与民间史诗传说和古文献记载联系起来分析，对于后来研究者产生了有益影响。
2、后期（1970年代后期至今）
这一时期先后发表的研究性论文主要有：1978年童恩正《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氐族的几个问题》[59]；1980年沈仲常、李复华《关于“石棺葬文化”的几个问题》[60]；1982年张增祺《云南铜柄铁剑及其有关问题的初步探讨》[62]；1983年张增祺《略论滇西地区的青铜剑》[63]；1983年沈仲常、李复华《石棺葬文化中所见的汉文化因素》[61]；1984年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64]；1984年曾文琼《岷江上游石棺墓族属试探》[65]；1984年日本学者今村启尔《滇西青铜剑》[66]；1984年王涵《我国西南地区一种新的青铜文化》[67]；1985年徐学书《试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源流》[68]；1985年陈德安《试论川西石棺葬文化与辛店文化及“唐汪式”陶器的关系》[69]；1985年罗二虎《试论青衣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70]；1985年木基元《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初探》[71]；1986年李复华和李绍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72]；1987年宋治民《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73]；1992年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74]；1992年刘弘《凉山地区古墓葬多样性原因初探》[75]；1996年陈祖军《西南地区的石棺墓分期研究——关于“石棺葬文化”的新认识》[76]；1996年施劲松《关于四川牟托一号石棺墓及祭祀坑的两个问题》[77]；1997年霍巍《关于岷江上游牟托石棺墓几个问题的探讨》[78]；1997年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79]；2001年宋治民《四川茂县牟托1号石棺墓若干问题的初步分析》[80]；2002年谢辉、江章华《岷江上游的石棺墓》[81]；2002年郭继艳《云南地区石棺葬的分区研究》[82]。
这一时期发表的石棺葬考古报告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年代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西南地区。由于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石棺葬大发现，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得以建立在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与前期相比，可以认为这一阶段总的研究趋势是从一般到个别，从泛泛的总体研究到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年代与分期、文化类型、文化性质、源流、族属等方面。在方法论方面，这一时期的主流仍是以考古学研究方法为主，尤其偏重于类型学、年代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此外也与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史方法结合对族属进行分析。
三、关于文化性质、类型与源流研究
1、文化性质与源流
目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西南地区的石棺葬基本都属于同一种文化，但对其文化性质和源流等却争议较大。主要有以下说法。
混合文化说：最早提出此说的是郑德坤。早在1940年代，他以华西大学博物馆藏石棺葬遗物为基础，对岷江上游石棺葬进行了比较全面研究。他将以石棺葬为代表的文化称为“版岩葬文化”或“理番文化”，认为属于“以汉族文化为本而带草原文化之色彩”的混合文化。其制陶工业为广汉文化（即现三星堆文化）陶业的继承者，但其中部分陶器（如大耳陶器）却与甘肃草原的陶器同出一源，双耳罐大耳旋纹又似希腊安弗拉（Amphora）陶罐；铜器与河套文化或绥远文化[83]的铜器相近，或如出一模，应为绥远文化的一支[84]。他在几乎同时发表的《理番石板墓文化》（英文）中，又将这种文化归入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范围内，属于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南部边缘[85]。今天，根据大量的考古学新发现，我们已清楚认识到岷江上游以石棺葬为代表的文化与所谓斯基泰文化和西伯利亚的文化是不同性质的文化。
1963年，凌曼立在发表凌纯声等人1940年代在理县佳山清理的石棺墓资料时，仍沿袭郑德坤的观点[86]。霍巍沿袭此说但略有不同。1997年他认为从茂县牟托石棺葬出土器物观察，这是一种复合文化，其中属于南方巴蜀与滇、滇西北系统的青铜文化因素，要远胜于北方草原文化系统[87]。
南下文化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但各家观点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首先提出此说的是冯汉骥。1951年他首先提出“石棺葬文化”的概念，以后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对数十年来的石棺葬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他认为该文化在岷江上游是一种突入文化，为西北文化南下的一种余波，而这一文化的创造者可能与月氏有关[88]。但是，月氏文化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赞同。现在有人认为甘肃西部的沙井文化可能是月氏人的遗存[89]，而沙井文化与西南地区以石棺葬为代表的文化间并无直接联系。1973年冯汉骥、童恩正又基本沿袭冯汉骥的这一观点，但回避了直接认为该文化可能就是月氏文化。他们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北方草原、甘青陕地区和云南的青铜文化都有联系，此外也受到汉文化影响[90]。
1978年童恩正沿用南下文化的观点，但却认为石棺葬文化是原居住在黄河上游的氐羌系民族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一部分南迁川西北地区后，与当地原有民族杂居形成的[91]。
1985年陈德安认为石棺葬文化“除渊源于卡约文化某些因素外，主要是唐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这两支文化在各自发展、互有影响的基础上，最后派生出以唐汪式陶器为主体的一支向川西地区南下的新文化”[92]。
1986年李复华和李绍明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渊源于西北的羌人早期文化，其中陶双耳罐、单耳罐等可能来源于青海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上孙家寨类型。该文化的铜器与蜀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93]。
2002年谢辉、江章华认为岷江上游石棺墓的年代从春秋前期至西汉晚东汉初，最早可能起源于甘青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与成都平原的文化有联系，到汉代时又出现大量汉文化因素[94]。
1980年代前期俞伟超认为岷江上游以石棺葬为代表的文化受到了寺洼文化的影响[95]，此后水涛也认为寺洼文化可能对四川西部文化产生过影响[96]。不过，他们都未就这一问题具体展开讨论。
土著文化说：首先提出此说的是王涵。1984年他认为川西、滇西北和藏东地区存在一种青铜文化——萝葡砦文化，这其中包括石棺墓、竖穴土坑墓和火葬墓。其文化性质主要是土著文化，另外也有甘青地区南下的文化因素[97]。
1985年徐学书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源自“蚕丛氏”的先蜀文化，蚕丛氏蜀人从岷山山地发展到成都平原后，留居岷江上游的部分后裔在西周中期时创造了石棺葬文化，由于外南下羌族的入侵该文化在西汉中期突然衰落，到西汉晚期基本消失[98]。
南来影响说：1987年宋治民认为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石棺葬中一些主要器物都可能来自滇西，或受滇西青铜文化的影响，其关系非常密切。此外，还受到西北某些文化、巴蜀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99]。2001年宋治民仍大体延续这一观点[100]。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在石棺葬固有文化中还包含有东北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成分。如1996年施劲松在探讨茂县牟托1号石棺墓及祭祀坑的文化性质时认为在这批遗物中包含了石棺葬土著文化、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等三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其中在石棺葬固有文化因素中又包含有东北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云南青铜文化的成分[101]。
2、文化类型
虽然大多学者都将川西和滇西北区域内的石棺葬都视为同一种文化，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如1985年罗二虎首次提出石棺葬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他认为青衣江上游的石棺葬就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一种与其他地区的石棺葬为同一文化类型；还有一种是以瓦西沟墓群为代表的另一文化类型——瓦西沟类型，它与北方草原文化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联系[102]。
1992年罗开玉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对文化类型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岷江上游地区、大渡河——青衣江流域、金沙江——雅砻江流域、滇西高原等地区的石棺葬在同一大的文化系统中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103]。
1996年陈祖军提出“石棺葬文化”这一命名不妥，并将过去称之为石棺葬文化的考古学遗存分别命名为“萝葡砦文化”（岷江上游地区）、“吉里龙文化”（雅砻江中游地区）和“扎金顶文化”（横断山区）[104]。
此外，2002年郭继艳将西南地区石棺葬的讨论扩大到石棺葬文化以外的范畴，并首次对石棺葬进行了分区研究。她将云南的石棺葬分为元谋、祥云、中甸等三个区，认为其文化性质也均不相同，其中仅中甸区的石棺葬与川西高原的石棺葬为同一文化系统[105]。
四、关于年代与分期研究
1、年代研究
由于资料的匮乏，早期对石棺葬年代学研究都是较笼统的，并仅限于岷江上游地区。最早进行研究的是葛维汉。1930年代，他对华西大学博物馆藏的大量岷江上游石棺墓出土陶器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其年代为商周时期[106]。现在看来，将这些以大双耳罐为突出特征的陶器定在商周时期，年代偏早。
1940年代，郑德坤再对华西大学博物馆藏的大量岷江上游石棺葬遗物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前500~前100年） [107]。1973年冯汉骥、童恩正更进一步将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年代限定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108]。
19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大规模科学发掘的展开，年代学研究便深入到每一发掘的石棺葬墓地，地域范围也扩大到岷江上游以外的地区。
关于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年代，1983年沈仲常、李复华认为石棺葬文化的年代从战国末年至东汉初年[109]。1985年徐学书根据新考古材料认为石棺葬文化的年代从西周中晚期至西汉中期[110]。2002年谢辉、江章华对一些典型墓群重新进行分析后认为岷江上游石棺墓的年代应从春秋前期至西汉晚东汉初[111]。
此外，还有学者专门对茂县牟托石棺墓的年代进行讨论。如1996年施劲松认为牟托1号墓和1号坑的年代为春秋晚至战国早期，2号坑的年代较晚；而1号墓和1号坑中有一组青铜器的年代可早至西周中晚期[112]。1997年霍巍认为牟托石棺墓和器物坑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113]。
关于青衣江上游石棺葬的年代，1985年罗二虎对此前发现的4批墓葬重新进行了年代学研究，认为其年代分别从春秋后期至东汉时期[114]。
2002年郭继艳首次对云南地区石棺葬进行分区年代学研究。她认为云南的元谋、祥云、中甸等三个区石棺葬的文化性质均不相同，其年代分别为夏商时期、战国至西汉中期、春秋至西汉中期[11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学者对整个西南地区所谓“石棺葬文化”系统的石棺葬年代问题进行讨论，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980年和1983年沈仲常、李复华两次撰文认为石棺葬文化的年代从战国末年至东汉初年[116][117]。1984年王涵认为川西、滇西北和藏东地区的石棺葬都属于萝葡砦文化，其年代为商末至西周至东汉时期[118]。1996年陈祖军指出西南地区传统所说的“石棺葬文化”应分别命名为“萝葡砦文化”（岷江上游地区）、“吉里龙文化”（雅砻江中游地区）、“扎金顶文化”（横断山区），其中萝葡砦文化的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至东汉晚期；吉里龙文化的年代约为战国晚期至东汉或者稍晚；扎金顶文化的年代约从西周晚期延续到春秋中晚期[119]。
1992年罗开玉在一个超越“石棺葬文化”的更大时间范围内对其时代进行了讨论，认为西南地区石棺墓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时期）一直延续到唐代以后[120]。1987年宋治民对历年发现的主要石棺葬墓地出土墓葬年代逐一进行了深入讨论[121]。
2、分期研究
关于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分期，1983年赵殿增等将茂县城关清理的46座石棺墓分为三期，认为其年代从春秋战国之际一直延续到西汉末东汉初[122]。这是首次对一个墓地的石棺墓进行分期研究。
1985年徐学书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分别为西周中晚期至战国中期、战国中期至西汉武帝行五铢钱以前、西汉中期武帝至昭宣时期[125]。
1986年李复华和李绍明将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分为三期，其早期的年代约为战国早期、中期的年代约为战国中期，晚期的年代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其中晚期还可细分为3个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 [126]。
关于整个西南地区石棺葬的分期，1983年沈仲常、李复华首次对整个石棺葬文化进行分期研究。他们将该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早期年代为战国末年，尚未发现汉文化因素；中期的年代为秦至西汉初年，已经出现汉文化因素，到了晚期的西汉昭、宣时期至东汉初年，石棺葬文化的原有特征已大为减少，汉文化因素特多，它暗示东汉中叶以后石棺葬文化已进一步与汉文化融合[123]。
1984年王涵认为川西、滇西北和藏东地区的石棺葬都属于萝葡砦文化，该文化可分为4期，年代分别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春秋至战国早期、战国时期、西汉至东汉时期[124]。
1992年罗开玉将西南地区石棺墓分为八期，认为其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时期）一直延续到唐代以后[127]。
1996年陈祖军认为西南地区的石棺葬属于3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岷江上游的萝葡砦文化可分为二期四段，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至东汉晚期；雅砻江中游的吉里龙文化可分为二期三段，年代约为战国晚期至东汉或者稍晚；横断山区的扎金顶文化可分为两期，年代约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晚期[128]。
五、关于族属与生业研究
1、族属研究
关于石棺葬使用者的族属问题，学者们看法纷纭，主要有以下观点。
戈人说：1946年郑德坤并根据当地羌族的传说，认为创造岷江上游以石棺葬为代表的文化的居民集团为“戈人” [129]。但这种戈人与古代的哪类民族有关，他却未言及。
月氏人说：1951年冯汉骥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西北文化南下的余波，创造者可能与月氏有关，他们似为一种武士阶级或征服者阶级，人数不多，占据或统治此地的时间不长便被驱逐或自动撤退[130]。1973年冯汉骥、童恩正仍然主要沿袭冯氏早期的观点，但避免直接提及月氏人。他们认为岷江上游石棺墓的建造者是羌族传说中的戈基人，而不是文献记载中的冉 ；前者似为外来的突入民族，后者行火葬并与现代羌族有直接关系[131]。但这种戈基人与哪类古代民族有关，仍未言及。
氐人说：1978年童恩正运用考古学资料、古文献记载和文化因素分析法，对以岷江上游为主，也包括川西其他地区的石棺葬居民的族属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这原是一种居住在黄河上游的氐羌系民族，在新石器时代后期部分南迁，进入川西北地区后与当地民族杂居，在农业定居过程中，他们与羌族的区别日益显著，从而构成了川西北氐族的先民。秦汉时期其文化达到最繁荣阶段，遍及今阿坝、甘孜和凉山州的一部分。秦汉以后，川西北的氐族部分融入藏族，部分以嘉良夷、嘉戎等名称而见于历史，另一部分则可能南下至川黔边境一带，最终与汉苗诸族同化[132]。这是首次对族属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题讨论，从而推动了族属问题研究。
赞成氐人说的还有林向。1984年他通过对羌族传说的分析，再结合古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属于氐族，而羌族传说中的戈基人即是氐族。羌人中的西羌到达岷江上游的时间在战国秦汉以后，大量出现则在西汉武帝以后，约在西汉末期他们通过“羌戈大战”打败并消灭了当地的戈基人，此后石棺葬俗也就消失了[133]。
羌人说：1980年沈仲常、李复华认为石棺葬文化来源于北方的羌人文化，其所行的仰身直肢葬、二次葬和火葬等葬俗都与古代氐羌民族相同，而具体说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可能属于包括冉、 人在内的羌人文化，青衣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属于青衣羌人，甘孜州境内的石棺葬文化可能属于“徼外羌”种的徙人，雅安地区和凉山州的石棺葬文化可能属于氐羌族的笮都夷[134]。
1986年李复华和李绍明更明确提出羌人说，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属于早期南下古羌人的一支——戈基人，在汉代时被现在羌族先民——后到此地的另一支古羌人征服之后，逐渐融合到后到的羌人中，另有一部分融入藏族中[145]。
僰人说：1984年曾文琼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岷江上游的古代民族除羌、氐之外，还有僰人。羌人和氐人都不行土葬，羌族民间传说中也认为石棺葬的主人不是其祖先，而是戛尔布人。戛尔布意为“白色的濮”，濮人即僰人。古代岷江上游的僰人既行石棺葬又行岩葬。僰人先民始居荆楚，被楚打败后移居岷江上游，后又被羌人打败，西汉以后就不见于史了[136]。
多民族说：1984年王涵仅指出萝葡砦文化是该地区内的 、昆明、笮都、冉 、白马等多民族的共同文化[137]，但并未就族属问题展开具体讨论。
蜀人说：1985年徐学书根据考古学资料、古文献记载和现地民族的民间传说等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留居当地的蚕丛氏蜀人的后裔——戈基人（或冉 氐）在西周中期时所创造，而到西汉中晚期时突然衰落并消失，其原因主要是戈基人被南下的今羌族打败，此后除少数融入羌族之外，大部分西迁，一支进入黑水县芦花地区成为今芦花藏族的直接祖先，另一支则进入进理县西部、马尔康、大小金川地区成为今嘉戎藏族的先民之一[138]。
夷人说：1985年罗二虎对青衣江上游瓦西沟类型石棺葬的居民进行了深入讨论。他认为瓦西沟类型的居民应是古文献记载的“徙”，属于夷系民族中的“昆明”民族集团，是现代彝族的先民集团之一[139]。
赞同夷人说的还有宋治民。1987年他认为石棺葬属于当时的夷人，即主要是笮都夷和冉 夷，此外还有有另一些夷系居民[140]。
2、生业形态
1973年冯汉骥、童恩正认为岷江上游石棺墓的建造者是一个畜牧兼农耕的民族[141]。1978年童恩正仍基本沿袭冯汉骥和童恩正以前提出的观点，认为川西地区的石棺葬文化都是一种农耕兼畜牧的文化[142]。
1984年王涵认为川西、滇西北和藏东地区的石棺葬都属于萝葡砦文化，该文化所反映的生业形态以农业畜牧业为主[143]。
1985年罗二虎认为青衣江上游的石棺葬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其中瓦西沟类型的生业形态与其他的石棺葬文化类型有所不同，反映出的是一种畜牧兼营狩猎的生业形态，并与北方草原文化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联系[144]。
应该指出，虽然以上学者对生业形态问题都有所涉及，但仅是提出自己的一种初步看法，并未对这一专题展开真正意义上的讨论。
六、几点思考
回顾近一个世纪西南地区石棺葬的发现与研究，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其成果丰硕，在一些专题研究方面也已相当深入，名副其实地成为西南考古中的一个热点。但回顾其历程，我们在为这些成绩感到骄傲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围绕石棺葬考古发现与研究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还需考虑如何将石棺葬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下面是我个人关于石棺葬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1、田野考古资料积累
前人的辛勤耕耘，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发表，虽然为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基础。然而，仅目前田野考古资料的积累程度而言，也限制了对一些领域的深入研究。客观地讲，目前除了岷江上游地区之外，其他地区资料积累有限，就是在岷江上游地区，早期石棺葬资料仍然相当缺乏，系统性不强。此前多数石棺葬的发掘清理工作的目的性还不是很强，尤其是科研性的主动发掘不多。田野考古发掘的水平和科学性也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古代遗存的关注似乎太局限于墓地，而对生活居住聚落的关注不够，因此与石棺葬墓地同时并存的生活居址等聚落情况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就是墓地发掘，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观察和资料收集，或许还能够加深对以石棺葬为代表的诸考古学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状况的理解。
2、年代学：
现在关于某些区域石棺葬的年代学研究虽然已经相当深入、细致，但不同学者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可能还会存在下去。究其原因，我个人以为这主要是由于这一地区以及相邻地区的考古学基础研究薄弱所致，尤其是这一地区的史前考古年代学的框架尚未建立。因此关于石棺葬的年代学深入研究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
3、文化性质
文化性质一直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目前研究也已相当深入，但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例如，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从早到晚都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或同一文化类型，一脉相承。但我个人认为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根据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在岷江上游地区不同时代的石棺葬中似乎也明显可看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如在茂县的别立这一小范围内，就存在着卡花、垭口上和黄角树等3个石棺葬墓地[88]，我认为这3个墓地的石棺墓应当既分属于不同的时代，同时又分属于性质不同的文化。我个人认为，目前对于同一地区内石棺葬的文化性质分析和不同文化的识别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
4、人地关系
青藏高原东部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这里山水相间，既有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间河谷地带，又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理环境复杂。古代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是如何适应复杂的环境，这里的特殊环境又对人类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目前我们似乎还缺乏对这方面的关注，更缺乏系统的综合研究。
5、多学科方法与综合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有不少学者进行过一些相关的专题研究，但尚无一种在更深层面上的综合研究。并且，倘若用现今的眼光再来重新审视，我们不免会感到过去使用的研究方法显得略为单一，尤其缺乏利用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多种手段方法，从一个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出发，展开动态的观察分析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川滇青藏民族走廊地带是历史上我国西部各种民族活动极其频繁、文化面貌也极其复杂的一个区域。因而对于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最好以动态的方法观察其演变，这样也许可以更好地发现它们在时空范围内的内在联系，从而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我们设想：如果以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在一个经常发生文化互动的地域空间，采取连续不断的动态追踪观察方式，尽量将考古材料还原为区域文化史，在此基础上也许我们能够对这一区域内不同时期以石棺葬为突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自身特点的形成，以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我们期望今后的研究能够更加注重除了考古学方法之外，再结合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有机地、最大限度地为复原这一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特征、社会结构和古代生态状况。
【注释：】
[1] [3] [54] [106]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53页，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1946年。
[2] Albert J. Koop, Early Chinese Bronzes, London, 1924, P1.46.
[4] [56] [88] [130] 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工商导报》1951年5月20日，成都。
[5] [86] 凌曼立：《四川理番县佳山寨史前拾遗》，《考古人类学刊》第21、22期合刊，台湾大学，1963年。
[6]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53页，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1946年；D. C. Graham,"An Archacological Find in the Chiang reg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vol. X V, 1944.
[7]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54页，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1946年。
[8] 安志敏：《四川甘孜附近出土的一批铜器》，《考古通讯》1958年1期。
[9] 李绍明：《四川理县发现很多石棺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7期。
[10] [57] [88] [108] [131] [141] 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2期。
[11] [122] 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12] 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3] 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3期。
[14] 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5期。
[15] 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 蒋宣忠：《四川茂汶别立、勒石村的石棺葬》，《文物资料丛刊》9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6] 高维刚：《茂汶县石棺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6年2期。
[17] 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县文化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8] 高维刚：《茂汶羌族自治县元、明时期的石棺葬》，《四川文物》1985年3期。
[19] 陈学志：《马尔康孔龙村发现石棺葬墓群》，《四川文物》1994年1期。
[20] 赵殿增、高英明：《四川阿坝州发现汉墓》，《文物》1976年11期。
[21] 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汉代石棺墓》，《考古》1982年4期。
[22]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陇东东汉墓群》，《文物》1987年10期；杨文成：《四川宝兴县的石棺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4期或6期。
[2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3期。
[24] 汉源县文化馆：《四川汉源大窑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4期。
[25] 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3期。
[2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1期。
[2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墓》，《考古学报》1991年2期。
[28]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雅江文化馆：《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4期。
[29] 格勒：《新龙谷日的石棺葬及族属》，《四川文物》1987年3期。
[3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31] 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昭觉石板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王家祐：《昭觉县四开区考古见闻记》，《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9年1期。
[32] 渡口市文物管理处：《四川盐边县石棺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
[33] 黄承宗：《木里县发现石棺葬》，《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0年1期。
[34] 唐翔：《会理城河流域的古代文化遗存》，《四川文物》1992年4期。黄承宗；《泸沽湖畔出土文物调查记》，《考古》1983年10期。
[35]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4期。
[36]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3期。
[37]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中甸的石棺墓》，《云南文物》总36期，1993年12月。
[38] 木基元：《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1期。
[39] 云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永仁永定石板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7期。
[40] 姜楚：《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墓葬清理简报》，《云南文物》总38期，1994年9月。
[41] 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省博物馆工作队：《云南永仁维的石棺墓地发现记略》，《云南文物》总19期，1986年6月。
[42] 于非林：《永仁菜园子石棺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总46期 1998年1期。
[43] 段志刚：《元谋再次发现石棺墓》，《云南文物》总35期，1993年6月。
[44] 张家华、李剑明：《云南武定田心石棺墓调查简报》，《云南文物》总31期1992年3月。
[45]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考古》1986年7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弥渡苴力战国石墓》，《云南文物》总12期，1982年12月。
[46] 何超雄：《祥云检村发掘三座石椁墓》，《云南文物》1979年8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棺墓》，《考古》1984年12期。
[47] 宾川县文管所：《宾川县石棺墓、土坑墓调查简报》，《云南文物》总31期1991年6月。
[48] 杨德文：《大理洱海东岸石棺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总33期，1992年6月。
[49]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
[50]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1期。
[51]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藏北石棺葬调查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1期。
[52] 丹扎：《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西藏研究》1990年4期。
[53]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的调查与清理》，《考古》1994年7期。
[55] [84] [85] [107] [129]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53~68页，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1946年。郑德坤著、杜品光译、秦学圣校：《理番石板墓文化》，《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9卷2期，1946年。译文收于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石棺葬译文资料集》，1985年。
[58] 见胡昭曦：《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按语，《历史研究》1963年2期。
[59] [91] [132] [142] 童恩正：《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氐族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78年1期。
[60][116] [134] 沈仲常、李复华：《关于“石棺葬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
[61] [109] [117] [123] 沈仲常、李复华：《石棺葬文化中所见的汉文化因素》，《考古与文物》1983年4期。
[62] 张增祺：《云南铜柄铁剑及其有关问题的初步探讨》，《考古》1982年1期。
[63] 张增祺：《略论滇西地区的青铜剑》，《考古》1983年7期。
[64] [133] 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辑，1984年。
[65] [136] 曾文琼：《岷江上游石棺墓族属试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1期。
[66] [日本]今村启尔著、黄德荣译：《滇西青铜剑》，《云南文物》总38期，1994年9月。
[67] [97] [118] [124] [137] [143] 王涵：《我国西南地区一种新的青铜文化》，《云南文物》15、16期，1984年。
[68] [98] [110] [125] [138] 徐学书：《试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源流》（1985年“全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四川文物》1987年2期。
[69] [92] 陈德安：《试论川西石棺葬文化与辛店文化及“唐汪式”陶器的关系》（1985年“全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四川文物》1989年1期。
[70] [102] [114] [139] [144] 罗二虎：《试论青衣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1985年“全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3期。
[71] 木基元：《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1期。）。
[72] [93] [126] [135] 李复华和李绍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四川文物》1986年2期。
[73] [99] [121] [140] 宋治民：《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7年3期。
[74] [103] [120] [127] 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4期。
[75] 刘弘：《凉山地区古墓葬多样性原因初探》，《四川文物》1992年4期。
[76] [104] [119] [128] 陈祖军：《西南地区的石棺墓分期研究——关于“石棺葬文化”的新认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77] [101] [112] 施劲松：《关于四川牟托一号石棺墓及祭祀坑的两个问题》，《考古》1996年5期。
[78] [87] [113] 霍巍：《关于岷江上游牟托石棺墓几个问题的探讨》，《四川文物》1997年5期。
[79] 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年12期。
[80] [100] 宋治民：《四川茂县牟托1号石棺墓若干问题的初步分析》，《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81] [96] [111] 谢辉、江章华：《岷江上游的石棺墓》，《四川文物》2002年1期。
[82] [105] [115] 郭继艳：《云南地区石棺葬的分区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2期。
[83] 在1940年代时，人们对这种文化的命名各异，还有人将其称之为“匈奴文化”、“斯西安文化”（即今称“斯基泰文化”）等。
[89] [95]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与“唐汪文化”的新认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20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96] 水涛：《关于寺洼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89年3期。 |
发表于 2008-11-27 14:5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