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断山域江河十年行

友多

2006年11月26日，第一次见到怒江。
从六库到丙中洛这一江段，我们看到了与长江第一湾附近的金沙江风格完全不同的怒江。
如果说金沙江两岸的富庶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江河对人类的眷顾，那么我们在这一段怒江看到的，则是江河的一种自在的状态，她不需要为任何目的而存在——当然，这丝毫没有减少甚至更增加了她带给我们的震撼。
自在的存在只是怒江的理想，而在人类眼中，她只是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而已。
围绕怒江的水能开发，已经有过太多的争议。
因为掺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因素，争议变得更加复杂。
到目前为止，最权威的公开信息仍然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６月５日的一次关于怒江水电开发方案将“大调整”的说法。
至于怎么调整，什么时候调整，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个谜。
其后不久，业内盛传，大调整就是从十三级开发改为四级开发，即马吉、六库、亚碧罗和赛格四级。
还有传言称，地方政府在“要世界自然遗产还是要水电站”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面前做出选择，决定不修电站了。
现在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种传言，毋宁说是某些人士的理想或期盼。
１１月２８日，六库附近的小沙坝村村民何学文参加了一个由县土地局和镇人大召集的会议，主题还是那个老话题——与修水库有关的搬迁。
“恐怕搬不成。”何学文接受采访时一直重复着这一说法。
搬迁意味着用老房子和田地换得新房子。何学文家七口人，得到的田地一次性赔偿是６万元多一点；关于房子，除了旧房折价外，每人还有１万元补偿。
何学文担心旧房折价加上每人１万元钱，仍不够买那新房子的。
新房子有三种：一是价格在５万元左右的平房；二是价格在８万元左右的两层楼房；三是价格在１２万元左右的两层楼房。
笔者在价格为１２万元左右的那种最高档的户型里看到，这种房子底层是两间铺面和一厨一卫，二楼则是两间卧室。
“这房子给城里有钱人做别墅还差不多，农民根本没法住。而且，这里的铺面根本不会有什么生意可做。”工地上一位工人说。
“底层不能住人，二楼两间也住不了几个人。更重要的是牲口没地方住。”何学文说。
按照何学文预计，他们家需要两套房子才够住——当然，牲口还是没法养。但何学文告诉我们，能住到什么样的户型并不由他们说了算。搬不搬得成，似乎也不是由农民说了算。
越搬越穷是村民们最担心的事情。
如果补偿条件合适，农民搬迁应当不是问题。只是不知，面对这一切时，原本自在的怒江将等来什么，又会有何感想。

友多

“长袖飘过的地方，洒下一路欢笑。那是高山的雪莲，我心中的姑娘。歌声飘过的地方，洒下一路幽香。那是高原的杜鹃，开得像火一样。姑娘走过的地方，一路鸟语花香。那是春天的使者，我心中的姑娘……”
腼腆的藏族小伙子何云飞，唱起歌来却判若两人。这是一首词曲优美的藏族情歌，通过何云飞“原生态”的嗓子流出来，更能打动人心，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并不顾礼貌地请求他一次次地重复。
何云飞是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甲生四季桶希望小学惟一的老师。在这大山深处，何云飞自娱自乐的最好方式就是唱歌。
怒江州在云南西北部，与缅甸、西藏接壤。州府在泸水县六库镇。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位于怒江州最北端，丙中洛乡又位于贡山北端，柏油马路止步于此，再往里走就是西藏了。
何云飞所在的学校背靠怒江，面朝大山。周围环境幽僻，鸟语水声，风景绝美。
学校总共有六名学生，都上二年级。孩子们是附近的农家子弟，任何一个孩子上学，来回至少要走两小时的山路。到四年级时，如果有孩子还能继续上学，就需要到丙中洛小镇去，路会更远，步行需要３个多小时。
孩子们学习的课程主要有语文、数学、品德、音乐、体育、美术。其中语文、数学和品德是按教学大纲与县里其他学校接轨的，其他三门课何云飞自己安排。孩子们主要是怒族，普通话都不算太好，何云飞上课需要用两种语言，主要用普通话教学，如果讲不明白，就改用怒语加以解释。
令何云飞骄傲的是，他的学生去年语文总成绩考了全乡第一。
学校矮矮的院墙上写着“知识改变命运，人才造福一方”。何云飞感到自己担负的责任不小。从黑板上工整的字看得出，他已经很努力了。但他的顾虑是学校缺教具，还怕自己的知识和见识跟不上要求。我们问他需要什么教具，他闷闷地想了半天说：“我也没见过什么教具，就觉得光凭嘴讲，有些东西讲不清楚。”
有生以来，何云飞去过最远、最大的城市是六库镇——坐汽车需要一整天时间。怒江外面的世界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中师毕业、又通过自学考取大专文凭的他，现在每年有机会接受一周的培训。“时间短，课程重，学不到什么东西”。
何云飞的收入比我们想象中要高一些：每月１２００多元钱，能按时足额领到。家里父母和妻子种着３亩地，生活略有节余，也算是安逸美满。他的理想是有机会到丙中洛中心学校去任教。
自然美景、原生态歌声；向往城市、依恋家乡；经济贫困、条件艰苦交织在一起，作为平等的道德主体，我们没有任何权力给他们的生活下什么结论。
何云飞惟一到过的“大一点的城市”六库，眼下正在修与不修水电站之间徘徊。按照有关方面一贯的说法，修水电站可以为当地百姓解决贫困问题，何云飞对此似乎一无所知，水电站对他是过于遥远的事情。
离学校不远的甲丁村村民老李，倒听说过有人要移民过来。老李说：“政府决定的事情，我肯定支持。不过，移民过来后，我们可能就没什么地方种菜和放牛了。”
同行的汪永晨认为，不在于通过修水电站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也解决不了，而在于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因此，她与另一个ＮＧＯ负责人将个人的数万元奖金拿出来，为怒江沿岸的３７所小学分别买了电视机、ＤＶＤ和数百部电影光盘。
“经济上的贫穷落后，可以通过其他很多途径解决，也可以赶上发达地区和国家。但怒江的自然景观和生态资源，则是任何发达地区和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不可复制的。”汪永晨说。

友多

我们西部江河行出发的日子定在11月19日，是有意安排的：“1119”谐音是“要要要久”，组织者说，这既是希望活动能长期搞下去，更是希望西部大江大河及其流域的生态环境能得到永久保护。
　　十天时间里，马不停蹄，一路经过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这些江河有两个共同特点：
　　首先，自然景观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以三江并流地区为例，这里不仅是世界自然遗产地，还被专家以“地球生物的园明圆”来形容当地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丰富和独特；
　　其次，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是中国下一步水能开发的重点流域。截至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17亿千瓦，居世界首位。按照有关说法，目前中国只有1／3水力资源得到开发，未来开发潜力巨大。而最新统计资料则显示，中国现在可开发的水力资源有5亿千瓦。根据国家能源规划，优先开发水电是今后电力发展的方向。
　　无论程度怎样，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都不容否认。也可以说，这是一道永远不能两全其美的世纪难题。
　　从生态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此行最大的感受，不仅是江河流域的各种生物是有生命的，江河本身也是有生命的。无坝的江河，亲近其身时，你能感受到鲜活的生命气息和勃发的激情；被水坝截为数段后，江河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江河，只是一个个平静的湖泊。
　　然而，现实地看，水电开发进一步加快的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巨大惯性裹挟之下，非人类中心主义更像是天方夜谭，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已经是人类对自然环境最大的妥协。
　　因此，一切争论都围绕如何开发的问题。就算是一些被冠以“反坝人士”的环保主义者，也不能不接受这一对话前提。当然，力主水能开发的有关方面，也越来越积极地面对和试图更好地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与移民问题。
　　关于生态与环境保护，二滩已经为其他电站做出了榜样；关于移民，攀枝花市副市长赵辉提出的“让利益受损者入股”的思路，纳西族普通农民李家珍同样能提出来。
　　目前，更需要的是观念更新与制度变革。要改变水电廉价的传统观念，把生态成本、环境成本与移民成本纳入水电成本计算范畴，要像重视水电开发的利益一样重视开发成本，也要像重视自然环境代价一样重视水电开发的人文环境代价；在制度上，需要建立更公开、透明、科学的决策体系和决策程序，让利益受损者、环境利益代言人、各方面真正的专家尽早和更广泛地参与项目论证。只有充分地兼顾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充分博弈基础上形成的决策，才是综合成本和代价最小的决策，也是最符合科学发展观精神的决策。
　　我们此行，在每条大河边总共寻访了9户人家，希望通过连续十年的跟踪采访，看看河流与人的关系，透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变迁、环境变化的关系。
　　一种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9年过后，这9户人家里，有些家园被永远淹没在了水底。当一些照片因此而成为绝版时，但愿我们是为这些搬迁的人家感到高兴，而不是感到无奈和沉重。
　　“1119”，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希冀和奢望，未来9年间，大部分江河将不会保持现状。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对重大工程科学决策的呼唤则应当是永久的。